本报记者把５００元钱送给秦付有的儿子，为秦付有立碑。
追寻祭奠红军战士秦付有
本报记者把５００元钱送给秦付有的儿子，为秦付有立碑。
■本报记者 程奇 黄长明 通讯员 王宏博／文 记者 陈占举／摄
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４日，红二十五军两天四胜栾川“十大连”后继续长征，赶到栾川、卢氏交界的叫河街。
３月３０日傍晚，本报盛德美重走红军长征路采访组，抵达栾川叫河乡叫河村，根据中共栾川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宝贵资料，追寻留在这里的红二十五军掉队战士秦富有。
迷茫：大街上“大海捞针”般寻找掉队红军战士
据《中共栾川党史资料》记载：红二十五军离开叫河前，曾经将秦富有等重病号就地留下，发放一块大洋作为生活费。１９８２年，栾川党史研究者郑慎言、王昌曾经采访过秦富有。
对秦富有的采访，进行得并不顺利。
记者首先给郑慎言老人打电话问秦富有住哪个村，他沉思许久，仅仅提供了一个方向：“１９８２年，我们是在叫河集会上采访秦富有的，当时是偶然遇到他的。
我只记得他住叫河街西边的村子，村名不记得了。不过，叫河乡政府曾经给他发过补助，你们可以问问他们。”
采访组向叫河乡副乡长马军会求助，马副乡长非常热情，他立即和乡里负责民政工作的人联系，但得到的回答是，现在民政优抚对象名单上没有这个人。
唯一的线索中断了，采访组成员站在人来人往的叫河街上，个个一片茫然。洛八办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王志军建议，我们在街上找老年人，看谁听说过秦富有。
尽管这样做像是大海捞针，但大家还是决定碰碰运气。
这天是农历三月初三，正好逢叫河村三天一度的集会，街上熙熙攘攘，颇为热闹。
我们在赶集的人群中找到几位上年纪的乡民，提起秦富有，他们也是一脸茫然。
正在记者着急上火之时，采访组年龄最大的成员——市史志办副编审张汝胜一头大汗地跑过来，大声说：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
说来也巧，张汝胜在街上“大海捞针”时，居然碰到与秦富有家沾亲带故的季万宝。
据季万宝透露：秦富有几年前已经去世，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秦长命，现住叫河乡西边的东新科村。季万宝自告奋勇给我们带路。
真是“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刚刚还长吁短叹的采访组成员，个个变得神采飞扬。我们立即驱车，赶往东新科村。
惊喜：发现秦付有留下的文字资料
采访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，终于来到群山环绕的东新科村。
来到秦长命家中时，他正站在猪圈内，满头大汗地清理猪粪。
记者说明来意，秦长命立即从猪圈里跳出来，惊奇地说：“噫！你们咋知道我大的事儿？”
秦长命走进住室里，在抽屉、柜子里摸索许久，找出了身份证和老年优待证，上面写的名字都是“秦付有”。记者注意到左边抽屉里有３张满是油污、颜色发黄的稿纸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秦付有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７日写给上级部门的“申请书”！这份“申请书”，与《中共栾川党史资料》上收录的名为秦富有的回忆中涉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基本相同。可以肯定，秦富有与秦付有是一个人。秦长命说，我大不识字，写信都是别人代笔。
“申请书”上说：
我叫秦付有，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５日出生，现住叫河公社东新科大队新庄生产队。我原住湖北省黄安县秦家扛村，现在的公社名字我不知道。十二三岁时，父母双亡，剩下我一人无法维持生活，自愿报名参加红军。
我是１９３１年参军的，先是在独立师一团二营五连当勤务兵，连长名叫秦吉福。独立师改编后，成为红军第四军。
１９３４年，我因有病掉了队，又参加地方游击队，尔后参加红军第二十五军，开始行军。当时行军的目的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口号是‘打土豪，抗日本’……路线是早阳、北阳、南阳，路过现在的鲁山县，从木札岭到合峪，中间在木札岭住了一夜。
后来顺河上来，翻过来岭，到庙子、栾川，在栾川住了一夜。第二天，顺着现在公路的路线，一直到牛栾、叫河，在叫河住了一夜。
我因脚痛病，跟不上队，实在走不了路。我到团部申请，团部批准后，把我送到高彦召家……
这份材料中有一些地名显然是写错了，早阳应为枣阳，北阳应为泌阳，但所提到的红二十五军行军路线与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。
洛八办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王志军认为：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字资料。
回忆：红二十五军征战艰苦卓绝
秦长命介绍，秦付有已于１９９９年初因病去世。
秦长命说：“我大生前最爱看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，虽然他腿脚不好，但每次都拄着拐棍，跑到十几里外的村子看电影。看完电影，我大会给我讲过去的事。”
“我大经常说，当红军时，他背的是‘汉阳造’步枪。
那时候红军经常打仗，仗打得非常艰苦。国民党的飞机、大炮猛往红军阵地上扔炸弹轰炸，有好几次，我大都被炸弹炸起的黄土埋住，胸部以下都被埋进土里。轰炸结束后，我大才挣扎着从土堆里爬出来。
”
“我大说，部队刚开始长征时伙食还不错，伙房把牛肉晒干，磨成粉末，装在干粮袋子内，让大伙儿背在肩上，后来条件越来越艰苦。当时，他还是十几岁的娃子，跟着部队，白天露宿山区，晚上出去打仗。后来，脚上穿的‘草拍子’跑掉了，只好赤巴脚走路，每天要走１００多里路。
我大的脚也是在那时落下病根的，他不得不离开了部队。”
“我大告诉我：离开部队时，部队让他们几个病号把军装、枪支、证件都交公了，穿上老百姓的衣裳，留在叫河。
”
惊险：秦付有曾差点被活埋
关于秦付有留在叫河后的情况，秦长命也听父亲说过一些。他回忆说：“我大在叫河给人当过养子、做过长工。当时，他的脚伤得很重，不但不能休息，天天还得干重体力活。
”
“受苦受累不算什么，但我大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，在叫河一带非常显眼，这给他带来不少危险。栾川解放前，当地民团头子听说我大当过红军，就把他抓到犁水庙，要活埋他。乡亲们苦苦向民团头子求情，我大才保住了命。
”
气节：宁可受苦受累，也不给政府添麻烦
从秦长命支离破碎的回忆中，我们了解到：解放后，秦付有在叫河乡东新科村娶妻成家，一家一直过得紧巴巴的。尽管这样，在贫穷面前，秦付有体现出一个军人爽直的个性和红军老战士的高风亮节。
秦长命说：“我大的脚伤很重，每逢刮风下雨的天气，他的脚就肿得老高。虽然每年都请大夫扎针，但针扎得不少，效果并不太好。”
“由于脚伤，我大一直干不了重体力活，在生产队也挣不了几个工分，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后来，我大被安排到生产队喂牛，那年他脚疼得太很，走路困难，只好让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辍学回家，帮他放牛。”
“尽管生活困难，但我大总是很乐观。只要脚不太疼，他每天天不明就起来跑步，他把跑步叫做‘跑操’。
”
“１９８２年，叫河乡政府调查老红军、老八路，我父亲写了申请，从此每月有了一些补助。刚开始每月能发１５元，后来逐渐涨到２０元、４０元，他临死前，补助涨到７０元。”
“解放后，我大和老家取得了联系。我大在老家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妹妹，都是五保户，过得比我们还困难。
我曾多次问过我大：为啥不回家看看？我大总是长叹一声，无奈地说：‘回老家一趟，光路费都要花不少，咱哪有钱？’就这样，我大离开老家数十年，一次也没回去过，这也是他一生最别扭的心事。”
“我大脾气很直，宁愿自己受苦受累，也不占公家小便宜。
俺家在村里一直很穷，住在村猪场一间草庵子里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有一年‘八一’建军节前，我知道乡民政部门要来看望他，就求我大给政府说说，帮助我们盖个房子。谁知我大眼睛一瞪说：‘政府给咱补助已经够高看咱了，你还想让政府给咱盖房子，你这娃子也太不知足了。
’从那以后，我再不敢提这件事。后来我自己攒了十几年钱，盖了这座平房。”
致敬：采访组祭奠红军老战士
采访中，本报盛德美重走红军长征路采访组了解到：目前，秦长命一家的生活仍然困难。
由于当地气候太冷不能种小麦，秦长命只能种点玉米和土豆，平时到建筑队打点小工贴补家用。秦长命两个儿子分别在小钼矿和饭店打工，工资很低，至今连媳妇也找不下。
我们还了解到，秦付有的坟墓至今仍被保留着。
２００４年，政府要求各村推平坟头，乡民政所张留根特意向村里交代：根据政策，秦付有的坟头应该保留。
在秦长命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秦付有的坟前，祭奠这位红军战士的英灵。
东新科村小焦沟杨坡坡下，只有这座孤零零的坟墓，坟头荆棘上挂着白色的纸条随风飘舞，寄托着亲人的哀思。
抬眼望去，秦付有墓后的杨坡上，碧绿的青草间，一棵棵稚嫩的小树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青草小树中间，是漫山遍野迎风开放的黄花。
本报盛德美重走红军长征路采访组全体成员，站在老战士的墓前，默哀、鞠躬，对这位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老战士，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为了表达采访组对秦付有的敬意，我们交给秦长命５００元现金，告诉他好好地守护秦付有的墓，如果政策允许的话，给老人的坟前立块碑，让人们知道这里长眠着一位红二十五军的战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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